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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化的认同与抵抗

时间:2014-4-10 15:46:30 |   浏览:

  

青年在当代社会中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物质丰裕而生存不再特别困难,却要避免在物欲的洪流里迷失;价值观念剧烈变动而开放性增强,文化探索和创新拥有了更多的资源和空间,却又要免于陷入歧路亡羊的迷茫;社会流动和体制性制约松动,让青年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上升可能,而又难免落入社会认同的困扰;职业和身份的不确定性,更带来青年身份认同的困惑。青年文化能否为缓解青年的社会性焦虑和解决认同问题提供支持?为青年的情感、行为和价值观自主性的发展提供帮助?是否对社会文化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挑战或者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对青年文化的价值和功能的认识。

青年时期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k Erikson)所讲的“同一性”(identity,认同)问题。青年个体走向成熟的要求和各种社会因素,都迫使青年思考在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思考他人看待他们的方式,思考现实和未来的可能选择,并在思考和探索中建立起和谐的“同一性”。这种探索是青年和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与他人交互影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身处快速转变社会里的青年,受到同辈群体的影响越来越大。青年同辈群体的形成过程中,兴趣、爱好和价值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青年兴趣、爱好和价值观表现的青年文化,在青年群体中发展起来,也维系着这样一个群体。学习和生活中各种青年自发结成的大小团体,都有自身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特别是团体自身的“符号和仪式”,“给予青年认同感和归属感:给青年人提供参与某种活动的机会,他便有了认同感;让青年人改变一下行为,他便有了归属感”[1]。因此,青年文化是体现青年同辈群体的群体认同的文化,是维系青年群体认同的重要因素。

青年文化在维系青年群体认同、增强群体团结感的同时,可以帮助青年解决个体认同问题或缓解认同危机。“追求个性的青年主体在青年文化的表现形式里找到了表达自我的方式,他们通过这些文化表现形式探究诸如‘我是谁’、‘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和谁交朋友’这样的问题,不一定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因为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性过程。”[2] “同一性”探索本身就是不断丧失和建构的过程,青年时期所获得的同一感也不是最终的阶段[3]。青年文化能够为青年界定和塑造自我提供了材料、途径、环境和表现形式,但并不能为青年个体认同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之道。

青年文化作为青年群体认同的文化,所体现的青年的态度和价值观总是与成人文化或主流文化存在着差异。西方的青年文化是这样,当代中国的朦胧诗现象、“文化衫”现象、《流星花园》现象等曾受到批评的青年文化是如此,一般的消费和追星、休闲和娱乐也是如此。这种差异,现实的表现极不相同,而研究者们所持的观点也有很大的分歧。争论的一方认为,这种差异与成人文化是针锋相对的,是对成人文化的抵抗。另一方则认为,这种差异在快速变动的社会中不仅对青年的社会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能够“反哺”社会文化。前者的代表是伯明翰学派,后者则是以玛格丽特·米德的理论为基础。

伯明翰学派认为,青年亚文化的特殊风格,是对统治阶级和霸权的抵抗,是对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和集体经历的问题的“想象性”解决的方式。青年文化与青年身处的阶级语境密不可分,是社会结构与文化中的特别紧张点。在阶级语境和紧张点中出现的青年文化,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文化。这样的抵抗,是颠覆性的,“青年亚文化用引人注目的风格标志着资本主义共识的破灭和瓦解。”[4]当然,伯明翰学派,特别是海狄奇,也看到青年亚文化风格的多重性和多样性,认为抵抗并不是风格的全部内容,其中也包含着对统治阶级的部分赞同。青年亚文化所用的原材料,既有现实的也有意识形态的,亚文化团体的经验中很多时候具有意识形态的成分。青年亚文化所用的材料,经过学校、家庭、工作、媒体等才到了亚文化青年手中,而每一个渠道都在这些材料上强加了自己独特的结构、规则、意义和价值体系[5]。青年文化对这些材料的使用,建基于原有的意义系统,因而双方有共同的基础。青年亚文化团体经验的形成,也受到媒体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基于此,青年亚文化不可能没有对统治阶级的部分赞同。虽然有赞同的成分,但是海狄奇还是特别强调亚文化风格对社会制度的挑战,是“符号的游击战”,是日常符号系统中的“噪音”。

从抵抗或挑战的角度看待青年文化,在伯明翰学派之前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就已经提出。美国芝加哥学派认为,青年文化发展出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这套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与成人社会是相背离的,并且已经越出了成人社会所认可的青年发展的正常轨道,是对成年人的期望和戒律束缚的反抗,是一种越轨文化。越轨行为会带来一定的问题,而严重者则导致犯罪。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就自觉不自觉地强调青年文化的问题性和潜在的犯罪性,提到青年文化总是与犯罪问题相联系[6]。因此,对青年文化要加以道义的限制,对威胁社会的行动要加以禁止,将其阻止在成人社会之外。如果说伯明翰学派在讲青年文化的抵抗时,强调的是其积极意义,而把青年文化的抵抗视为威胁社会的越轨行为时,强调的就是它的负面影响。

青年文化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无论是不与规章制度打交道的逃避,还是希望脱离整个制度的逍遥,或是想把这个制度打烂的反叛,抑或是小小的逸出常规,都会与社会主导文化发生摩擦和冲突。青年的语言、观念、行为等等都可能难以为成人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并会引发社会的道德和政治恐慌。但是,基于社会文化整合或其他原因而将青年文化问题化并不可取。这既会导致对青年文化的过度压制,也无助于社会文化的发展。现代社会是米德所言的年长者不得不向孩子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的“前象征型”(prefigurative,前喻型)社会,这是不同于“未来重复过去”的“后象征型”(postfigurative,后喻型)和“现在是未来指导”的“互象征型”(cofigurative,互喻型)社会。在前象征型文化出现之后,不能再把青年否定现在和过去的现象看作是青少年反抗的一种极端形式,不能重复把重点放在成年人身上的后象征文化中的看法,而应当创造把重点放在未来的开放系统,应当看到青少年提供了一个重新形成思想的方法。“过去,在互象征文化中,长者是逐渐失去对子女的未来进行限制的权力的。据我看,现在的前象征文化的发展要靠一种不断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年轻人按照自己的首创精神自由行动,他们能在未知的方向中为长者引路。这样,老一代人将接近最新的经验知识,没有这种知识便无法制定有意义的规划。只有依靠具备这种知识的青年人的直接参与,我们才能建成一个有生命力的未来。”[7]归根结底,在前象征文化的社会中,青年站在没有楷模和先例可援的世界里,他们的探索,无论从成人来看是抵抗还是反叛,都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以全新的眼光对他们的所见所闻进行思考和判断,去审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这是一个全体青年人同时踏入的世界,不管他们的国家如何古老,如何不发达。”[8]

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或成人文化之间的差异客观存在,对抗和冲突也是时时发生,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差异、对抗和冲突。米德的观点,具有启发意义的在于她看到了青年文化的未来性,更在于她使人反省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看待青年文化与成人文化之间的差异、对抗和冲突。站在主流文化或成人文化的立场上,站在维护现存秩序的立场上,站在未来是确定性的、重复过去的立场上,青年文化是给社会制造麻烦和问题的,是需要严厉禁止乃至进行意识形态围剿的,而站在青年的立场上,站在变革的立场上,站在未来不确定性的立场上,青年文化是提供了新的经验、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是新型文化的动力和策源地。从青年文化的社会影响史来看,青年文化在质疑既有社会文化秩序、制造各种问题的同时,新的经验、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在逐渐向社会各个方面渗透和扩散,推动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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